中国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新特征与新对策

  今年3、4月份以来，中国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出现一系列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双重叠加复杂态势，迫使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呈现出一些与以往不同新特征，或对中国实现2022年5.5%的GDP增速目标乃至2035年相比2020年GDP规模翻一番既定战略目标造成负面冲击。

  三架马车同时出现疲软态势。从消费角度来看，2020年开始至今持续三年多的新冠疫情，已经对中国居民群体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造成重大冲击，在2022年3至6月的此轮全国多点暴发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多数居民群体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已经面临承受持续压力极限；从投资角度来看，在新冠疫情持续冲击之下，服务业投资动力受到很大抑制效应，而在市场持续疲软影响下，也必然会传导到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预期方面，导致制造业部门投入动力逐步弱化；从出口角度来看，随着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逐步进入正常生产状态，新冠疫情转移到中国的出口订单正在回流印度和越南等国。而且，在美国联合其他几个国家实施针对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压力之下，中国在2022年面临的出口增速压力不容小觑。

  服务业和工业同时面临衰退风险。从服务业角度来看，新冠疫情对中国的“面对面”服务行业已造成重大负面冲击，导致很多传统服务业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经营活动停滞甚至倒闭破产现象发生。随着2022年3-6月全国范围内新一轮多点暴发的新冠疫情冲击，部分传统服务业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承担接受的能力已经逼近了临界点。从工业角度来看，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出的中快速地增长态势一直起到中流砥柱的支撑作用。中国各级政府正在推行的本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建设，也为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机会。然而，在新冠疫情持续冲击和出口增速下降的双重压力之下，规模依旧庞大的传统制造业发展动力呈现了弱化问题，加剧了中国当前的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风险。

  失业率增加和通胀水平升高同时发生风险。一方面，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既面临持续三年多的新冠疫情对微观经济主体巨大冲击带来的失业群体，也面临网络站点平台企业过快扩张而“挤泡沫”造成的失业群体，更是面临2022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群体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对18-24岁年轻群体和40后以上的高学历群体造成的失业现象尤为突出。另一方面，俄乌冲突造成的全球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翻番式增长，对中国造成了输入性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较大压力。中国经济有一定可能会陷入到“滞胀”风险。

  消费者收入预期和实体经济部门投资信心同时面临承受压力边缘。很多群体遭受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工作机会丧失和失业现象，正在慢慢地蔓延和冲击整个国民花钱的那群人的信心和预期，一旦多数国民花钱的那群人的收入预期和消费信心发生逆转，对中国经济下行带来的巨大压力就难以预测。与此同时，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也处于承受投资预期和投资信心压力的关键时期，一旦实体经济部门投资预期和投资信心面临较大幅度下滑甚至逆转现象，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更加难以估量。

  国内因素叠加国外因素的内外环境同时恶化。在2022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遭遇新一轮疫情巨大冲击的情形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仅挑起了俄乌冲突，而且，在利用中国国内经济遭遇短期压力的弱点，本着“趁你病、要你命”，组建排斥中国经济的印太经济合作框架，试图通过制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新体系，遏制中国经济和产业的持续崛起能力，削弱中国经济规模追赶美国的能力，从而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国内外外因的同时恶化，对中国经济带来的额外压力和风险不容忽略。

  发达地区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更为凸显。在2022年全国多点爆发的新一轮新冠疫情冲击之下，遭遇最大负面冲击地区大多分布在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区域，导致中国国内的重点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机制发生了阻碍、停滞甚至断裂现象，造成了中国人口最密集、产业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面临更为突出的下降带来的压力，对中国整体经济的恢复带来难以预料的巨大风险。

  5月23日国常会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这就精确指出，一定要采取全方位的有效举措，来应对中国当前尤为严峻复杂的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客观事实是，针对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如此复杂共生因素导致的下降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如果不采取超常规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加以及时主动应对，既有可能迫使中国难以实现5.5%的GDP增速目标，也有很大的可能性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停滞甚至中断。因此，面对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超常规下降带来的压力和风险，探索和出台超常规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极有必要。

  第一，对消费的人发现金（消费券）还是对中小微企业发放补贴资金问题。就中国的现实情景而言，在部分居民群体面临失业风险和工作收入能力变弱的情形下，政府针对消费者群体发放现金，更有可能造成的是现金转化为储蓄而非消费。因此，发放消费券比发放现金更具有消费拉动力。但是，发放消费券可能也会替代部分相比来说较高收入消费者群体的自身消费支出，迫使消费券的拉动作用大打折扣。但是，并不能全盘否定和排斥针对特定低收入失业群体发放消费券的必要性，但不宜大规模普惠性使用。相比而言，针对遭受危机冲击的中小微企业发放补贴资金似乎更为合理。在部分中小微企业已经没办法正常盈利和经营的特定情形下，减税抵税政策相对有限，一定要采取以稳就业和稳生存为导向的政府补贴扶持政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从而既能够最终靠促使企业生存达到稳就业的目标，也能轻松实现稳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

  第二，究竟是否采取财政政策货币化形式的新型政策。促进以新型基础设施、既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及保障基本社会民生领域导向的政府重大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活力，全面启动推动各领域的重大工程领域投资动力，这是当前中国有效遏制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势头的核心举措。然而，在多数地方政府面临长期和短期财政赤字压力的情形下，试图通过地方政府来筹集这些领域的重点项目投资资金，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倘若依赖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既定比例筹措资金，或者是完全依靠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来筹措资金，或者是全部依靠通过发行地方重点项目政府专项债来筹措资金，有很大的可能性由于而迫使这些项目难以在近期全部开工，错失稳经济稳增长的提前量政策布局战略机会。有鉴于此，最优的途径就是当前必须依靠中央政府来筹措相关领域的重点项目投资资金。为此，中央政府可优先考虑采取非常规的刺激型财政政策，特别是依靠货币超发来筹措各级政府的投资资金，提早及时实施和启动各项重大领域的资本预算，尽快形成对GDP的支撑效应，形成创造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需求和创造就业岗位机会。针对当前超常规的货币超发政策是否引发和加剧中国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大家都认为，中国政府完全具备对之有效控制的工具和举措。原因主要在于：在现代经济体中，由于存在股市和房地产投资投机市场，政府的货币供给并不会必然直接传导到最终商品和服务部门的市场交易活动之中，引起物价水平持续增长以及恶性通货膨胀，而是因为股市和房地产投资投机市场对央行超发货币具有独特的“吸收器”和“蓄水池”效应，从而成为阻断政府超发货币形成恶性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即便中国当前面临外部输入性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国股市和房地产投资投机市场具有独特的“吸收器”和“蓄水池”效应，仍然会起到相应的重要缓解和吸收作用，成为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特有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空间。

  第三，如何有效科学把握中央政府此轮的超常规财政政策以及超发货币的投资方向。要消除中央政府此轮的超常规财政政策以及背后的超发货币行为的潜在风险，就必须科学把握中央政府此轮的超常规财政政策以及超发货币的投资和使用方向。理解其中的关键，就是当前各级政府的各领域投资必须瞄准能否有效促进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核心途径。只要当前的政府投资是兼容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提升，这样的超常规财政政策以及背后的货币超发行为，就不会带来负面效应，反而会有利于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的形成，筑牢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力量。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央政府此轮的超常规财政政策以及超发货币的投资方向，我们大家都认为，除了新型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以及关键社会民生领域之外，当前应该聚焦于：一是强化和促进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和全创新链的自主突破领域方面的中央财政投入的主体地位。面对集成电路产业愈发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基础产业和母产业，面对美国组建的集成电路同盟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策略，中国必须在集成电路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中间试验研究以及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环节加大政府的财政投资支持，在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和工业设计软件等“卡脖子”领域全面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支持。我们的初步测算是，如果要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取得全面自主突破，则需要中央政府层面的财政投入资金规模至少在5万亿人民币之上；二是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领域尽快启动一大批国家实验室以及新的重大科学装置建设，全方面促进中国原始创新和前沿创新领域的自主能力提升；三是加大对高等院校基础研究的政府财政资产金额的投入，既可以加大国家基础研究的整体实力，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强化人力资本培养能力的提升。（作者：张杰，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