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5时，记者刚抵达广州白云区长虹南天广场，恰好看见一个缩着肩背的男人与包工头大伟讨价还价。男人没有身份证，手机也搞丢了，他问大伟，能不能把自己也带着一块儿去今天的临时工夜班工地。
大伟是哈尔滨人，一口东北口音普通话让他的工头身份在找工者中凸显。年前，大伟跟着老板南下，最近负责广州新地铁线路修建相关工程，每天早晚两次，来龙归长虹南天广场招工。白班从早上7时到晚上7时，夜班从晚上7时到次日早上7时，需要20人左右，去清理和搬运材料，270元日结。
270元日薪算是很抢手的临时工作了，不出十分钟，大伟手上就收齐了20多张身份证。其中也包括丽娟丈夫的。
工地大多不要女人，于是丽娟连哄带诱地把自己的丈夫叫来了。大伟一伙人准备上车去工地前，丽娟从公共厕所把丈夫拎出来，盯着他上了车。
一辆小型货车将工人们拉走后，暮色将至，剩下的人继续在南天广场徘徊、发呆或闲聊。再过十分钟没有合适的工作，他们就回去睡觉，明天再说。
3月初的广州泡在回南天的潮气里，雨过天未晴，雾气将等待工作的人们变得面目模糊。
位于市郊长虹村的广场不足半个足球场大，却是广州最大的零工招聘市场之一。人们自发在这里集结，找工和招工。每天两轮班次招聘，早上五六时和晚上四五时开始。没有招牌和告示，只有吆喝和等待。来了，才清楚自己这一天有没有活儿干，晚上拿不拿得到钱。
很多城市都有像南天广场这样的零工市场，譬如北京的马驹桥、深圳的三和市场、郑州的郑密路，等等。
据2023年9月国家统计局出具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约有2亿人，一线城市的灵活就业群体占比达到了1/4。
2024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一则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地将零工市场纳入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对所有灵活就业人员免费提供规范可持续的基本就业公共服务。
零工经济正在成为灵活就业的主要载体。日结的薪水可见性，时间上的灵活性，是吸引不少零工求职者的关键特质。
线下零工市场的求职者以大龄农民工为主，但随着更年轻群体的加入，汇聚日结工的各类数字化平台也在悄然建立。求职者们因为年龄、技能或运气，被主流职场淘汰，或自己主动选择游离于“稳定”之外，通过你自己的详细情况选择出工或休息。他们不仅是被市场选择的群体，自己也在主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次日凌晨，不到5时，南天广场就已经有十来个人开始等待。在大多数人还没苏醒的清晨，小小的广场几乎都是临时工的天地。
一个工人在人群里阔声讲述自己被克扣日结工资的经历：“说好的220（块），干完了说你活没干好，只给210。”另一个人背过来，偷偷跟我说：“他就是懒，干一半走了，谁给他钱？”
初春微雨中，他们双手插兜，脖子瑟缩，不玩手机，用天南地北混杂的口音闲谈关于打零工的一切。他们很少关注线上招聘信息，大部分时候都在等待，等人来，交谈两句，合同达成，交身份证，走人。
这是大部分在南天广场求职的零工们心照不宣的共识，两种情况除外：其一，当天特别需要钱的；其二，薪酬特别高的。比如大伟的270元夜班工程。晚班通常可以偷懒，“别睡着就行”，丽娟对丈夫说。这不是秘密，干过夜班的都知道。
45岁的丽娟是正月初八来到长虹村的，住在村内的廉租房，280元一个月。2006年，在弟弟介绍下，丽娟和丈夫、儿子一起从老家衡阳耒阳来广州打工。儿子送外卖，勤快点一个月能有七八千。工地大多不招女工，丽娟最常去皮革厂剪线个小时，中间有半小时吃饭时间。
但这个把月来，丽娟只工作了四天。年前，她骑电动车被人撞伤了腿，对方没赔钱。而丈夫以 “你太重背不动”为由，耽误了送丽娟去医院的时机。在家躺了20多天后，丽娟的腿落下毛病，到现在还疼，下雨天更疼。
淅淅沥沥的雨季持续了小半个月，好多人都只工作了三五天。比如今年51岁的湖南人范李。
范李穿着冬天的衣服，两手有厚厚的黑茧，头缩在脖子里，头发稀少。整个2月份，他只干了十来天活儿，基本都是“工地打杂”，就是打扫卫生、清理材料。其他重活儿也基本不要50岁以上的人。
范李是1986年来的广州，还没成年就开始打工。他也干过正式工，在酒店和毛衣厂都当过保安，到了45岁，保安也干不下去了。
老家是回不去了。范李的父母早已去世，自己从没结过婚，无妻无子。家乡有地，但种地能赚的钱远远不足养活自己。当初带自己来广州的老乡也已去世三年了。现在，范李处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临时工的好处是，干一天，得一天，个人的收入和开支都实打实地肉眼可见。
丽娟也曾在纺织厂干过三年多，3000至4000元一个月，每天上班时间也在10个小时之后。但在遇到过两次工厂老板跑路、被扣押了一个月工资后，她不再继续干了，直接靠零工度日。“一天做完就能拿钱”，200元到手。
来招工的人深谙这一点，早晨5时半，第一个招工头来到广场，一边走近人群一边阔声吆道：“八点到八点，下班就给钱。”
这句话喊得异常清晰响亮，而后才给人听清具体的工作：扛淤泥，需要两个人，到点给240元，直接微信打款。
这是个肥差，不一会儿就招齐了两个。招工头跟他们说，可以打车送他们去地铁站，8时前到20多公里外的海珠区就行。
负责一家化妆品厂招工的老吴待得久些，他要找十来个40岁以下、能干满一周的人。每天12个小时，160元，如果连续干一个月，可以到手6000多。
去年，厂里的产量没达标，好不容易等到年后开春，开始赶工，最近缺人手，才需要临时工。
老吴观察到，愿意在工厂长期待下去的人慢慢地少了，原因无他，“老板压着工程款”。这次招日结，老吴自己都垫了几万块出来。日结是必须当天结算的，这是法规，也是行规。
“临时感”于是反而意味着某种踏实感。干一天，得一天，对比之下，流水线固定工人并不见得有优势：上班时间大部分要求十个小时之后，工资平均在3000至4000元，且大多没有五险一金。不少工厂还要求员工在进厂前先交一笔押金买厂服、饭卡等，离职时却未必能全部退还。最怕的是老板“跑路”或工厂倒闭后，工人一分钱拿不到。
无论早市还是晚市，工头和招工者的气质是明显的。他们大多已是当地的熟脸，无需招牌和明示，却依然能以一种入侵者姿态闯入人群——穿着较零工们更整洁崭新的衣着，昂首挺胸，嗓门高阔，眼神四下搜刮，几秒内就能像吸铁磁一样在自己周围聚起一圈工人；言简意赅聊完后，带走一批人，迅速消失在人群里。
剩下的人，则继续等待着对自己最合适的或自己能上的工作，来这里“吸”走他们。
这些看似被动等待的求职者，其实也在主动抉择。不喜欢的，薪酬不满意的，不想去就不去，下雨天也可以“摆烂”，生病也犯不着看人脸色请假。
30岁的重庆人小田也闲了好几天。小田踩着一双人字拖，身上是橘色花纹外套，他微胖，和周遭灰扑扑的工人们形成鲜明对比。他干过广告刷漆、流水线、直播带货，却最终都没干下去。“我不是那块料”，他重复了几遍。
范李用老人家的语气劝他：你找不到工作，主要是因为你那双人字拖。“人家工地哪要拖鞋的？”
小田不服，“广东人都穿人字拖”。他恍恍然地盯着眼前驰过积水的汽车，“那些有钱人都是做什么的啊？”
张超高瘦，穿黑色棉衣，一直抱着双臂站在旁边，一语不发地看着工人们如阵雨来了又去。
2022年底，自己开了两年多的加工店倒闭后，张超开始靠散打零工度日。但他是挑的，符合自己技工的专业才去，“电工不是人人都能做的”，譬如车床，260元一天，加班3小时就算半天，可以多得130元。
薪酬太低的，张超也不去，“十五六块钱一个小时怎么弄？”按他的说法，那些十几元时薪的零工，大多是被中介克扣了一半后剩下的价格。
电器技工是张超干了一辈子的行当，他从18岁开始有效学习技工，曾在一家模具厂“三进三出”，干了五六年，后来又在某国营厂干了四五年，2019年，从国营厂辞职，自己创业开加工店。
可惜没赶上好时候。创业失败后，张超也企图再次回到国营厂，哪怕有老乡在那儿，也已经回不去了，“人家不招了”。
今年54岁的胡姐就不挑活儿，她反而喜欢去工地，“只要力气就可以”，但她身份证上的年龄是59岁，比实际年龄更吃亏一些。胡姐是河南人，有着瘦削精干的面庞、梳得光洁明亮的头发，好似有一身用不完的劲儿。她没想过回老家，哪怕在省会郑州，工厂数量和工作机会也远远比不上南方沿海城市。
暮色降临，晚市招工结束了，范李没等到自己能干的工作，但他坚持要请我吃一顿他天天去的快餐店。他拿了一盘自取菜，两碗饭，有几只虾，还有广东最常见的菜心和炒莲藕。
长虹村最多的就是湘菜。若在零工招聘广场待上一个多小时，同工人们闲聊，五个里也许有三个湖南人。
但范李却对家乡味没有留念，如今，他孑然一身在大城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至于未来，“过一天是一天”。
他似乎没听见我的问题，望着窗外的马路，回忆起30年前的长虹村：“都是农田，种菜。”当时，他也参与了修路铺路。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出版了《朝不保夕的人》（precariat）一书，副标题叫“The New Dangerous Class”，指代那些没固定工作，生存不稳定，看不见未来、只能活在当下的人。
书中提到一个粗略的统计数据：2011年，很多国家都有约1/4成年人的生存境况岌岌可危。2020年，这个比例可能已接近1/2。而出人意料的是，“朝不保夕”者大多集中于年轻群体。
随着数字化与互联网的普及，通过零工度日的人们，除了大龄农民工群体，年轻人也有自己的参与方式。
或因个人条件如学历、家庭等限制，或因在职场上曾遭遇过难以忍受的体验，他们放下了对所谓“稳定工作”的执念，选择成为城市里无根漂泊的蒲公英，散漫与自由一体。
今年27岁的齐齐几乎没在公司上过班。3月份过了一半，她给自己放了四天假，其他时候都在打包珠宝和衣服。活儿是在线上社交平台找的，珠宝打包150元一天，衣服打包220元一天，“因为都是大牌”。
齐齐在中专念的是医药学专业，“3+2”学制。毕业前，她已经在食品药品行业、传媒、电商、销售等行业都上过班，但每一样都干不久。
与零工相比，齐齐在正式工作里感受到的负面能量是显而易见的。她感觉自己长期蹲在一个圈子里，做销售的时候，经常白天开完会，晚上被要求总结这个会，深夜还要常常“应付”客户和领导，“我的人生就是无穷尽的应付”。挨到月底，到手的工资3000出头，并没有每个月出去打20天零工赚得多。
2019年，齐齐的妈妈查出宫颈癌晚期。为了照顾母亲，齐齐休学了一段时间。母亲去世后，她没再回到学校。后来找工作的时候，由于没学历证明，很多单位都将她拒于门外。
她不断浏览网上的招聘信息，发现很多大公司都“奄奄一息”，“我感觉不是那些公司不要我，而是这个大环境暂时不要它们了”。
但齐齐紧接着发现，在那个特殊时期，“很多全职工作都停了，很多兼职却居然还活跃着”。一些店铺关门了，一条不足500米的商业街却涌现了20多个摆摊的当铺，需要人兼职买东西。
此外，还需要帮人送药的骑手、药店分发收购员、接待排队买口罩的专员。药物分发师还不是任何人都能去做，“至少要有点医药知识”，很适合医药专业毕业的齐齐。
兼职的种类甚至相较以前变多了。有些地方需要疏散人群，有些工厂停工后，也需要暂时顶得上去的人，“需要不怕死的人”，齐齐这么理解那些招聘的要求。
她还做过一家外资仓库的日结兼职，负责给产品打包、拍照、入库，一天400块。她也去过一些加工厂，防护服全副武装，为避免潜伏期，同一个人每工作两天必须间隔一天。
当时，齐齐能拿到手的时薪一度达到30多元，而现在，同一个工厂的同一份工作，时薪约在十五六元左右。如今能在零工招聘平台上找到的大部分非体力或轻体力日结，时薪也约在15至19元区间。
约从2022年开始，齐齐感觉自己能找到的零工慢慢的变多，化妆品厂、蔬菜分拣，她都干过。但最常见的还是摆摊。摆摊卖小吃、奶茶、香肠之类的，每天干10个小时，130元钱。
其实齐齐16岁就在手机店干过兼职，满打满算已经有差不多10年的零工经验。幼年父母离异，母亲去世后，齐齐现在的生存压力，相较于不少人都轻很多：一人一猫，“因为我也不是很想买楼买车的人”。她现在最大的工作动力，不是职场人挂在嘴边的晋升和梦想，而是“钱进账的一瞬间”。
线下的零工招聘，在适用行业、人群及时空等方面终究受限，而随着网络大数据发展与新兴业态的出现，零工市场不再必然依赖集市或协会来匹配。一些线上零工平台、小程序，扮演着甲乙方相互接洽的桥梁。
网络上，诸如“找零工”小程序或APP平台发布的招聘信息，大多都是提前一天发布的，不会提前超过两天。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求职者一定要保证自己第二天空出来，随时准备让第二天的自己变成宴会服务生、新店捧场的客人或送餐员。
一方面，这是零工行业的拓展与细分。工厂和工地之外，慢慢的变多服务业进入灵活用工状态，比如线上辅导、刷单、游戏陪练等，都在“零工化”。
齐齐曾在长隆酒店做兼职，酒店为零工提供宿舍，12个人一间，齐齐所在的宿舍里，超过25岁的只有两人。她还遇到一个做客房的男生，对方硕士毕业，“每天对客人点头哈腰”。齐齐不知道他为什么读了硕士还要来做服务生，或许他是来做调研的。
齐齐遇到过一个中年人，对方恳求她帮自己63岁的妈妈找工作。妈妈在家待不住，喜欢乱跑，捡垃圾回家。
齐齐帮阿姨问了几十个单位，最后问到一个折内裤的单位看似合适，最终也因为年龄问题拒绝了阿姨。对方害怕60岁以上的老人会有味道，“万一还有点什么风油精味道沾上去”。
曾经还有个和齐齐年龄相仿的男生找到她，想拜托她帮自己50多岁的妈妈找份兼职。他妈妈曾经在工地上断了手，但另一只手还很灵活。齐齐帮她找到一份在食堂打饭的工作，“那是极少数会招50岁以上工人的公司”。
齐齐接触过这么多零工，“很少有公司找45岁以上的”，这点似乎和公司全职员工差不多。
今年52岁的华华大半辈子在国企做厨师，50岁那年退休后，日子忽然清闲下来，唯一的女儿上大学去了，“更年期还晚上睡不着”，于是开始做日结兼职，最常做的是珠宝打包，一场夜班下来，主要为了打发时间。
“按照我以前的思想，必然不会想到自己会去做兼职。这么少钱一个小时，我觉得不下来。”但真的开始干起来，华华感觉蛮好的，“一干活就感觉自己重新精神起来了”，一直做事情，时间过得比较快。
女儿不在家，她每天需要“照料”的家里事不多，早上把午饭晚饭做好，老公回家自己热。我问她，你出去上夜班，老公不能自己做家务吗？华华笑了一下，“他（我老公）是知识分子，不做这些的”。
华华在工厂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有与家里不合的单亲妈妈，有被男友骗走全部积蓄的女孩，为了还债来打工。也有失信人、有案底的人，找不到正式工，只能到处打零工。还有一些有正式工作，但工资抵不了开支，只好下班后额外打工赚钱。
他们就像趴在社会窗台上的人，看着窗口内外来来往往的身影，有的挤进去，有的离开，有的就滞在原地，用自己的“零时”，去衡量全部生活的“所有时”。
去年12月，“90后”女孩肖途在中国最大的加工城市义乌住了一个月，体验了包棉花、包发夹、剪标签、直播等日结工。她住在“在小区里转一圈就能遇到招零工”的地方，“灵活性”是她对当地最大的感受。
在义乌做零工的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因为“受不了黑暗和孤独”而离开工厂流水线的河南女孩，有赚几天钱后回家结婚的姑娘，也有因为天气冷而无法留在家乡等开工的新疆木工。冬天本该是淡季，但在义乌，越靠近年底，由于正式工大多过年回家，招零工的力度反而越大。往常18元左右时薪的工作，年底最高能够达到25元一小时。
在这里，招工时是员工问老板而不是老板问员工“你这个能干多久？”包棉花的时候，老板让肖途第二天先不来，因为货还没到。面试主播的时候，招聘者也对肖途说：“假如公司没了，你再出去找别的。”但缺活的时候，老板会给工人加钱。
肖途最大的感受是，在日结工的市场上，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刻意随时开始和结束”。
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人做日结零工的情况和理由都不完全一样，但至少有一点是相似的：这种散装劳动是社会变革时期某种自然生成的状态，是流动的，不确定的，填补了少数人在多数轨道之外的生存空间。
2023年秋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针对北京、郑州、杭州与深圳四地的零工市场做了一次调研。结合调研观察结果，张成刚认为，零工经济慢慢的变成了如今社会灵活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更多外贸经济，（工厂）订单的不确定性很大，而且这本身就属于市场不确定性的一种。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就能够准确的通过自己的生产情况灵活聘请零工，调整劳动力需求。”
在张成刚看来，不论是线下零工市场的大龄农民工群体，还是利用互联网寻找零工的更年轻民工，他们中不少人都是主动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工厂流水线的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年轻劳动者的基本需求，他们（零工求职者）比较反抗长期处在这种管理和工作方式下。但他们并不是大家以为的那种好吃懒做，他们的选择反而是理性的，对工作的判断也是精打细算的，我何时需要去赚点钱，何时可以花点钱，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尊严。”
对于有技术的人而言，零工也可以是一种兼具相对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生存方式。张成刚曾在北京马驹桥采访过一位水电工，对方“主要靠老主顾介绍接单，没有单的时候再去零工市场碰运气”。
不过，零工市场上依然存在相对弱势的劳动群体，比如全职妈妈。一些生育后全职在家带娃的女性长期与社会脱节，再想回到社会参加工作，无论是信息渠道还是技能竞争力都相对落伍。
就在今年3月初，《经济观察报》采访的一位人力资源从业者表示：“‘宝妈’是最好骗的，因为宝妈们真的很想找工作，‘经济不独立，老公给得少’。”而长期离开固定工作环境之后，低门槛、即来即走的零工工作，是她们能最快接触到的工作机会。
而能提高市场效率的数字化平台，对于线下零工市场的求职者们任旧存在一定距离。尤其是对中老年农民工群体而言，虚拟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招聘信息，远不如直接看到雇主来得踏实和真实。
“灵活就业”这个概念，其实早在上世纪末下岗职工时期就慢慢的出现，进入网络时代乃至数字时代后，它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变化。不同性质、层次的从业者都可能属于灵活就业，线上的比如直播、刷单，线下的比如送外卖、开网约车。张成刚认为，在今天，“并不代表固定工作的人多，社会才是进步的”。
随着产业体系的丰富，零工市场在解决劳动者就业方面的作用慢慢的变大。张成刚认为，政府也应该发挥辅助作用，将零工市场建设作为公共政策服务的重要部分。
“比如，很多地方会建设适合零工使用的数字平台，跳过一些不规范中介，帮劳动者和用工方节省本金。目前，适应零工市场的人力资源服务商以及行业已经较为成熟。可以用政府购买的方式，通过市场化运营提高效率。此外，还应当注重发挥市场化的推动力量。”
市场是相较之下更不可控，但也蕴藏着更多可能性的。每一日重复的傍晚和凌晨，天色明暗交替之时，那些被社会归纳为“失业人群”者，露出他们的真面容。来了又去的零工如潮水一样，总有一些人留在岸上，疲劳或自在，不焦虑保住饭碗，但他们无不期待一个包容性更广、韧性更大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