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绝育以及大屠杀：被纳粹歪曲的基因学说 知识周刊

  在上个世纪，基因概念的横空出世使得英美两国的改革派喜出望外，他们盼望通过操纵遗传规律来加速人类进化与解放。20 世纪40年代，纳粹德国为实现以上描述的目标已达到疯狂的极限，他们利用某些残忍的人体实验来验证优生学理论，这中间还包括绝育、安乐死以及灭绝人性的屠杀。

  1933 年春季，当赫尔曼·穆勒开始在柏林的凯泽·威廉研究所工作时，他目睹了纳粹将“应用生物学”付诸行动。同年1 月，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3 月，德国议会通过了授权法案，赋予希特勒前所未有之权力，从而使他可以不经议会批准就制定法律。狂热的纳粹准军事部队为了庆祝胜利，手持火把在柏林街头举行了规模盛大的。

  按照纳粹主义的理解，“应用生物学”其实就是应用遗传学，它的目的是让“种族卫生”成为可能。纳粹主义并非是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德国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普罗兹早在1895 年就创造了这个词语。按照普罗兹的描述，“种族卫生”就是对种族进行遗传净化，就像个人卫生指的是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清理洗涤一样。个人卫生通常要清除身体的碎屑与排泄物，而种族卫生则要消除遗传物质的残余，并且创造出更健康与更纯净的种族。1914年，遗传学家海恩里希·波尔（普罗兹的同事）写道：“就像生物体残忍地牺牲退化细胞，或者外科医生冷酷地切除病变器官一样，这都是为了顾全大局才采取的不得已措施：对于亲属群体或者国家机关等高级有机体来说，不必为干预人身自由感到过度焦虑，种族卫生的目的是预防遗传病性状携带者将有害基因代代相传。”

  普罗兹与波尔将高尔顿、普里迪和达文波特等英美两国优生学家视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先驱。他们都以为，弗吉尼亚州立癫痫与智障收容所就是一项理想的遗传净化实验。在20 世纪20 年代早期的美国，像卡丽·巴克这样的女性在经过鉴定后会被遣送至优生集中营，而德国的优生学家非常渴望凭借自身的努力来获得国家支持，他们能够通过该项目对具有“遗传缺陷”的人们进行监禁、绝育或是根除。

  希特勒曾经在慕尼黑领导“啤酒店暴动”，而他也因发动这场失败的政变遭到监禁。20 世纪20 年代希特勒于监狱服刑期间接触到了普罗兹的观点与种族科学的内容并为之一振。与普罗兹一样，希特勒也相信遗传缺陷将会缓慢毒害整个民族，同时阻碍这个泱泱大国的复兴。

  当纳粹党于30 年代掌权后，希特勒马上行动起来：1933 年，纳粹政府通过了《遗传病后裔防治法》，也就是通常说的“绝育法”。这项法律的主要内容明显照搬自美国的优生计划，而纳粹政府为了取得更大的效果对其内容做了扩充。该法律强制规定：“任何患有遗传疾病的人都将接受外科手术绝育。”早期制定的“遗传病”列表中包括，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症、癫痫、抑郁症、失明、失聪以及严重畸形。若需要对某人进行绝育，那么需要向优生法院提交国家认可的申请。“一旦法院同意执行绝育”，流程就开始启动，“即使违背本人意愿，手术也一定得执行……而在其他措施无法控制局面时，能够使用强制手段实施”。

  为了争取民众对绝育法的支持，纳粹政府借助各种法律禁令来协助推广，并且最终将这种手段发挥到极致。《遗产》与《遗传病》是种族政策办公室拍摄的电影，其最大的目的是展示“缺陷”与“不健康”导致的疾病。这两部影片分别于1935 年与1936 年上映，而德国各地的影院均一票难求。在电影《遗传病》中，一位饱受精神病折磨的女性在不停地摆弄自己的手指和头发，另有一位畸形儿童无助地躺在床上，还有一位肢体短缩的女性只能像牲畜一样“四脚”着地。与上述两部电影中的可怕画面相比，雅利安人的完美身体简直就是电影史上的颂歌：《奥林匹亚》是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摄的一部电影，该片赞美了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德国运动员，他们通过健美操展示肌肉线条，简直就是完美遗传的化身。心怀厌恶的观众们面无表情地盯着这些“缺陷”，同时对那些超人般的运动员充满了嫉妒与渴望。

  当国家机器大肆造势鼓吹并强迫人们被动接受优生绝育的同时，纳粹政府也在法律的掩护下不断逼近种族净化的底线 月， 一项新颁布的法律允许国家可以对“危险罪犯”（包括不同政见人士、作家和记者）进行强制绝育。1935 年 10 月，为避免基因混合，纳粹政府在颁布的《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即“纽伦堡法案”）中，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血统的公民结婚或者与雅利安后代发生性关系。除此以外还有一部法律禁止犹太人在自己家里雇佣“德国女佣”，恐怕没有比这更离奇的例证来说明身体净化与种族净化之间的关系了。

  实现规模庞大的绝育与收容计划，要建立与之相应的庞大行政机构作为支撑。截至1934 年，每个月都会有近5 000 名成年人被绝育，而200 个遗传健康法庭（或者叫遗传法庭）不得不超负荷运转，对涉及绝育的上诉进行裁定。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的优生学家不仅对此举称赞有加，同时也在感叹自身有效手段的匮乏。洛斯罗普·斯托达德是查尔斯·达文波特的另一位门徒，他曾经于20世纪30 年代末期在德国访问了某个遗传法庭，并为绝育手术的疗效写下了赞美之词。在斯托达德来访期间，他见到的被告包括一位女性躁郁症患者、一位聋哑女孩、一位智障女孩以及一位“猿人模样”男人，这位男士不仅娶了犹太女人为妻，还明显是个同性恋，而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十恶不赦。从斯托达德的记叙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当时人们仍不清楚出现这些症状的遗传本质是什么。尽管如此，全部被告还是很快就被判决接受绝育了。

  绝育在悄然无息中彻底变成了杀人机器。早在1935 年，希特勒就曾私下仔细考虑过将基因净化工作从绝育升级至安乐死，就净化基因库这项工程而言，还有什么比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更快捷的方式吗？但是希特勒也很在意公众的反应。到了20 世纪30 年代末期，德国民众对绝育计划的漠然态度反而助长了纳粹政府的嚣张。1939 年，机会终于来了。那年夏季，理查德·克雷奇马尔和莉娜·克雷奇马尔向希特勒请愿，希望对他们的孩子格哈德实施安乐死。格哈德只有11 个月大，他生来就失明且伴有肢体残疾。格哈德的父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为了表达效忠德意志的决心，希望将自己的孩子从国家遗传基因库中清除。

  希特勒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他批准了对格哈德·克雷奇马尔实施安乐死的请求，然后将该项计划迅速扩展应用到其他儿童身上。在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的协助下，希特勒颁布了《严重遗传性与先天性疾病科学登记制度》，并以此为契机大规模开展安乐死计划，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除遗传“缺陷”。为了赋予这种灭绝措施合法的身份，纳粹政府开始委婉地将受害者描述成“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这个离奇短语传递出的意思是纳粹优生学逻辑在逐步升级：对遗传缺陷携带者实施绝育已不足以让未来的国家得到净化，必须把他们从现有的体制内彻底清除。这就是遗传学上的最终解决方案。

  这场屠杀最开始以3 岁以下的“缺陷”儿童为目标，但是到了1939 年 9 月，其目标人群已经扩展到青少年范围。随后，少年犯也被划入了名单，而被殃及的犹太儿童比例则很突出，他们被迫接受由国家指定医生进行的体检，并且被随意贴上“遗传病”的标签，往往因为某些微不足道的借口就遭到清除。到了1939 年 10 月，该计划的清除对象已经延伸到成年人。执行安乐死计划的官方总部在柏林动物园街4号（No.4 Tiergartenstrasse）的一座精美别墅，而该计划根据其街道地址最终被命名为“T4 行动”（Aktion T4）。

  此后德国各地都相继建立起灭绝中心，这些建筑的地下空间被改造成密闭的毒气室，不计其数的受害者就在这里被一氧化碳夺去了生命。为了加深公众的感性认识，纳粹政府还为T4 行动披上了科学与医学研究的外衣。在披着白大褂的党卫军军官押送下，安乐死计划的受害者乘坐装有铁窗的大巴被送往灭绝中心。紧邻毒气室的房间里临时搭建起混凝土解剖台，其四周环绕着用来收集液体的深槽，医生们就在这里解剖受害者的尸体，然后将他们的组织器官与大脑保存起来，作为日后的遗传学研究标本。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对于科学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安乐死结束后，纳粹政府会签发数以千计经伪造的死亡证明，上面标有各种非常荒谬的死因。1939年，玛丽·劳的母亲因患有精神病性抑郁症被实施安乐死。可是她的家人却被告知，患者死于“嘴唇上的肉赘”。截至1941 年，T4 行动已经屠杀了将近25 万的成人与儿童。此外，在1933 年到1943 年间，大约有40万人根据绝育法接受了强制绝育手术。

  汉娜·阿伦特是一位颇具影响力文化批评家，她曾记录下纳粹政府的倒行逆施，并且在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哲学概念“平庸之恶”，借此反映纳粹统治时期麻木不仁的德国文化。但是当时人类对于邪恶的轻信已经司空见惯。纳粹政府认为“犹太特性”或者“吉卜赛特性”由染色体携带并通过遗传来延续，因此实施遗传净化需要完全颠覆原来的信仰，然而人们却不假思索地把盲从作为文化信条。事实上，许多科学精英（包括遗传学家、医学科研人员、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以及语言学家）都很乐于为完善优生学计划的理论基础出谋划策。奥特马尔·冯·维斯彻尔是柏林凯泽·威廉研究所的一位教授，他在《犹太种族生物学》一书中认为，神经症与癔症是犹太人的内在遗传特征。维斯彻尔注意到，犹太人的自杀率在1849 年到1907 年间增长了7 倍，而他异想天开，认为造成上面讲述的情况的原因与欧洲国家系统性迫害犹太人无关，这只是他们神经官能症过度反应的表现：“只有具备神经错乱与神经过敏倾向的人才会以这种方式应对外部条件变化。”

  最终，纳粹政府净化“遗传病”的计划演变为一场更大灾难的序曲。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浩劫与之前的灭绝（针对失聪、失明、失语、跛足、残疾以及智障人员）行动不可同日而语。在大屠杀期间，有600 万犹太人、20 万吉卜赛人、几百万苏联和波兰公民还有不计其数的同性恋者、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在集中营与毒气室中惨遭杀害。此类令人发指的暴行与早期的灭绝计划本质上一脉相承，纳粹主义正是在野蛮优生学的“幼儿园”里学会了这些卑鄙伎俩。“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单词的词根与基因“gene”同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纳粹主义盗用了基因与遗传学的名义为延续其罪恶进行宣传与辩解，同时还驾轻就熟地将遗传歧视整合到种族灭绝的行动中。从肉体上消灭精神病与残疾人的行为只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之前的热身运动。基因就这样史无前例地在悄无声息中与身份混为一谈，然后这些带有缺陷的身份被纳粹主义利用，并且成为他们实施种族灭绝的借口。

  在20世纪40 年代暗无天日的德国，基因学说慢慢的变成了某种潜在的政治与文化工具，遗传净化这个借口也逐渐被融入种族净化的过程，纳粹政府不断歪曲遗传学事实来支撑国家主导的绝育和灭绝行动时，将遗传学视为种族净化的工具。可见，纳粹德国实施的种族净化是一直在升级的，最开始是有遗传病者进行绝育，随后对三岁以下的残疾婴幼儿实行安乐死，之后安乐死的年龄逐步扩大到成年人。不过，这些都是序曲，在纳粹德国看来，犹太血统本身就是一种遗传缺陷，因而对犹太人实施了大规模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

  时过境迁，纳粹的惨无人道已为世人铭记，其歪曲基因学说来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将遗传基因的研究一度引入危险的境地。如果非要说纳粹对遗传学发展有什么贡献，那么最主要的便是：它为优生学盖上了奇耻大辱的烙印。纳粹优生学的暴行成为一部现实版的反面教材，人们也对某些教唆势力也重新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在这之后，各个国家的优生学计划悄然而止。1939 年，美国优生学档案办公室的运营资金开始明显减少，到了1945 年之后则一下子就下降。而对那些最狂热的支持者来说，他们似乎对曾经蛊惑德国优生学家的事实集体失忆，并且最终灰溜溜地放弃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优生运动。

  ——《基因传》[美] 悉达多·穆克吉 / 马向涛 / 中信出版社 /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