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发声

  3月8日，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凉伞中学的80位女生收到了一份礼物——来自北京海淀凯文学校的女高中生洪梦溪和汤梓鑫创立的GLEAM慈善团体通过义卖筹集资金，为女孩们平均每人送去了两包日用卫生巾和一包夜用卫生巾。

  从在北京的校园内放置卫生巾互助盒，到前往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农村学校发放卫生巾，她们的愿景正是通过提高人们对女性卫生需求的意识及帮助需要卫生巾的女性来减少“月经贫困”（period poverty）。

  而广义的月经贫困，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定义，包括无法充分获得卫生用品、卫生管理隐私或月经教育，进而损害女性的生殖健康、心理健康、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

  简单地说，月经贫困不只是几片卫生巾的问题，也包括能否在干净、安全、有遮蔽的厕所更换卫生巾，能否在经期保持清洁、健康（如可利用淋浴设施），做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月经贫困是一个严肃的公共卫生问题。

  “月经贫困”在国内首次引起公众广泛关切还是2020年，淘宝上十几块一百片的散装卫生巾引发讨论。

  显而易见，散装卫生巾不符合卫生标准。但它们承载着广大月经贫困女性的尊严。长期“隐形”的后者必须被看到——月经贫困的现实真实且残酷。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全球约多达五亿女性，也即1/4的育龄期女性，正经历着月经贫困。

  而根据联合国妇女署的统计，全球约有12.5亿女性没办法使用安全的私人厕所，几乎相当于印度的人口。

  国际妇产科联合会(FIGO)的报告则显示，全球约有10%的年轻女性买不起经期卫生产品，12%的女性不得不使用无效或不安全的替代品。

  不同机构的统计数字均指出月经贫困的普遍和严峻。甚至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在美国，有2/3的低收入女性负担不起经期卫生用品。在新西兰，每12位少女中就有一人因月经贫困无法上学。

  而在中国，月经贫困正肆虐于公众视线之外的欠发达地区。根据“白色贝壳计划”在2020年的一项调查，我国边远农村地区有5%的女孩在生理期不使用卫生用品，13%的女孩羞于向父母开口要钱购买卫生巾。

  《中国慈善家》2020年一则报道的信源指出，目前我国贫困儿童数量约为4000万，其中12至16岁、面临生理期的女童约占10%。据此估算，我国约有400万女童面临“月经贫困”。

  研究团队“月经时刻”曾做过详细的估算：假设一位女性每月经期为6天，每天更换3次卫生巾，以夜用卫生巾平均每片1.5元计算，一年要花费324元。以“经期花费占家庭年收入超过5%”为月经贫困的标准，则我国约有519万家庭在经历月经贫困。

  这些略有差异的统计数字均指向同一个骇人的结论——月经贫困就在我们身边。散装卫生巾还算是卫生巾，一些女性还在使用厕纸、旧布、旧袜子、作业本……甚至塑料袋和树皮——来替代卫生巾。

  报纸、棉花、袜子、厕纸、化妆棉、撕碎的尿布、旧布和塑料袋，都是卫生巾的替代品。

  月经贫困是一种性别特异的贫困。它深深植根于几乎不分国界的“月经羞耻”和“月经禁忌”。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经期的女性依然被视为不洁和不祥，被排除于正常生产和社交活动之外。

  例如，在尼泊尔，女性会在经期被驱逐到“月经小屋”，以免为家族带来厄运。在中国，情况或许不至于如此极端，但经期的女孩在学校被同学取笑，育龄女性在求职时被歧视，仍是普遍的现实。

  而众多社会问题，如农村的“空心化”，可与经期贫困合流，加剧中国女性所经历的结构性不平等——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女孩往往不能从祖父母辈监护人那里获得生理卫生知识，也羞于启齿自己的生理卫生需求。

  在农村地区，无隔断的旱厕使女孩不愿、不敢更换卫生巾。月经贫困引发的旷课甚至辍学现象进一步加剧男女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促使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在极端情况下，少女初潮即退学，进而早婚、早育，她们不仅更易遭受家庭暴力，还将这一贫困世代传承。

  此外，使用劣质的、卫生标准不过关的卫生巾增加女性感染妇科疾病的风险，而治病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则进一步加剧女性贫困。因此，月经贫困不只是一时的贫困，而可能持续地生产贫困。

  相应地，消除月经贫困，则能为女性赋权。在这个意义上，卫生巾自由直接指向女性解放。

  正如获得2019年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短片的《月事革命》所展示的那样——廉价、可获得的卫生巾帮助女孩走出家门，走向学校和更广的世界。而卫生巾生产的工艺并不复杂，一台生产廉价卫生巾的机器本身便为农村女性创造了难得的就业机会。

  月经贫困作为公共卫生问题也提醒我们正视一个现实——长久以来，在公共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中，女性性别特异的需求被理所当然地漠视。

  2020年初疫情期间，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的卫生用品未被列入公共用品采购清单，引发公众批评；2022年，一位女性乘客分享乘坐高铁时无法买到卫生巾的不便经历，引发“高铁上该不该卖卫生巾”的激烈辩论。

  这两件事的背景正是广大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从封建社会到近代，女性的生命体验几乎垄断性地被男性书写、评论和规范。女性推动生理期卫生需求进入公共话语空间，乃至成为公共议题，这本身即是对主流父权话语的挑战。

  对此，我们大家可以借用女性主义哲学家艾莉丝·玛丽安·杨的一个论断：“在我们文化中关于人类经验和历史的大部分讨论中，都没有妇女的具体经验。”正是因此，为卫生巾吵架，正当其时。

  在过去几年，我们也有幸见证了风起云涌的“卫生巾自由”倡议和运动——“予她同行”发起的“月经安心行动”和卫生巾互助盒计划，仁德基金会发起的面向留守女童的“春柳计划”，UU公益发起的“白色贝壳计划”……

  然而，免费的公益捐助所能覆盖的地区和群体有限，而公益项目每年筹集的资金也不稳定。月经贫困的消除，还有赖于结构性的举措。它自然地涉及性教育、性别平等和分配正义。

  卫生巾为何如此昂贵？卫生巾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并不高。一片卫生巾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约为两角钱，但目前市面上主流卫生巾产品均价则能达到一到两元一片。我国卫生巾行业的平均毛利率则达到了惊人的45%。究其原因，乃是我们为卫生巾支付的营销成本远大于生产成本。

  2020年，一项在甘肃省漳县和西和县的调研显示，卫生用品的供需之间有错位——不知名或假冒伪劣的卫生巾因价格低而受到县城女性青睐，可靠的知名品牌则单因高不可攀的价格令人望而却步。“七 度 空 间”的姐妹“七度空间”，“苏菲”的姐妹“芳菲”等因此抓住了欠发达地区的下沉市场。

  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面前，个体的、零散的捐助计划力量有限。例如，“白色贝壳计划”的组织者表示，为减少相关成本，惠及更多女童，她们曾联系部分女性卫生用品企业，希望得到较低价的渠道。但由于购买量较小，这一尝试未能成功。

  目前，全球已有不少国家对经期卫生用品减税、免税，以“看得见的手”呵护女性。2004年，肯尼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对经期卫生用品免征税的国家。目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等国家和美国的部分州都对经期卫生用品免税。苏格兰政府则在2022年起为公众免费提供女性卫生用品。

  经期卫生用品是女性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一个女性一生中约有2500天与它们相伴，但目前在我国购买它们却需要付普通消费品的增值税。该税率经2018和2019年两次下调后，目前为13%，是现行增值税中最高的一档。与此同时，我国对避孕药品和用具免征增值税。

  雪上加霜的是，卫生巾价格也在“通货膨胀”。从2016年到2021年，短短六年间，我国一片卫生巾的平均售价由0.66元涨到了0.82元。减免经期卫生产品的“粉红税”，促进“月经平等”已势在必行。

  在经济举措之外，以教育和思想解放推动公众意识的转变同样意义重大。在卫生巾广告还遮遮掩掩以“每个月总有几天”指代经期，以蓝色液体指代经血的大环境下，打破“月经羞耻”或许需要从普及生理卫生教育，鼓励人人大胆谈“月经”开始。

  生理期知识与卫生用品使用情况研究课题组 & 姜秀花.(2020).贫穷的地方女性生理期知识与卫生用品使用情况报告——基于甘肃省漳县、西和县的调研. 妇女研究论丛(06),68-73.

  澎湃新闻. (2020). 400万女童面临“月经贫困”：破布条、卫生纸、作业纸也成了卫生巾.

  月经时刻. (2023). 月经贫困在中国 有多少人和家庭在经历月经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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